文|刘宁
在世界文学视域中，河流常常是作家书写的母题，或重要写作场域。苏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表现俄国南部草原、河流、森林及四季变化的节奏，展现俄国人对土地的深爱以及人与环境的深层关系。法国福克纳的《老人河》描写密西西比河的涛涛洪水，以及那在洪水中挣扎的动物，肥硕的鲶鱼。作为水手出身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其《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里写起河流来得心应手。自然，在中国文学中亦是如此，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几乎每一位优秀的作家、诗人都会写到河流，及至中国现当代文学，河流写作已经滥觞。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是民国时期四川社会缩影，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展现了一轴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的流民图，还有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苏童的《河岸》，张炜的《古船》，徐则臣的《北上》，显然，一个没有写过河流的作家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不被河流影响的作家，很难抵达自然深刻的写作命题。
当代陕西作家周养俊新近问世的《浐河岸边》是一部以长安八水之一的浐河作为写作场域，展现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浐河岸边乡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变迁的作品。作家在小说开篇时就写道：“千百年来，浐河两岸繁衍着世世代代的儿女。尽管天灾、人祸、贫苦、闭塞，却生生不息，演绎着人类生命的节奏。”不是每一条河流都能孕育出一种文明，但是每一种文明都是某一特定的人类群体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渭河是黄河上最大支流，周养俊笔下的浐河是渭水众多支流中的一条，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的秦岭山中，先后会合库峪、石门峪、荆峪诸水，至西安十里铺北光泰庙附近与灞水汇合入渭河。浐河水冲积出的肥沃土地，孕育出华夏民族绚烂的史前文明，距今6000—7000年前在浐河岸边生活的半坡人，他们已经能够种植粟米，发明种植白菜、芥菜等蔬菜的方法，并且制作人面鱼纹彩陶盆。文明的曙光辉映在浐河上，文明也因河流源远流长。
家乡的河流是养育周养俊的母亲河，自然是他文学创作的渊薮地。河流是周养俊观看自然的对象，在他笔下田野、河流、土塬、植被、动物构成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浐灞两河夹出的西安城郊最大的古原—白鹿原上、原下是他小说中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主人公丁晓龙在浐河边捞沙石，成立采石专业队。浐河养育着这里的百姓，也给予他们新的生活希冀。春天浐河岸边桃花绚烂，绿油油的麦苗将大地点缀得格外动人；夏季孩子们在浐河里游泳，偷来吃不掉的西红柿、黄瓜、甜瓜被藏在河里大石头下；秋天浐河发洪水，洪水之大让人不敢小觑浐河的暴怒；冬季浐河上大雪纷扬，两岸一片迷茫。
而最迷人的是在浐河两岸尽是肥沃田野，水旱田皆有，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年年五谷丰登，岁岁家家粮仓囤满。不言而喻，《浐河岸边》是一部以描写乡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铺面而来的农耕文明气息令人感受到作家对乡村生活的熟稔和积淀深厚。周养俊不仅描写农作物在不同节令的生长、成熟状态，而且写与之相关的动物蛰眠、苏醒、始鸣、交配、换毛、迁徙等自然现象。农人在大自然之中对季节转化非常敏感，周养俊为人物所取的春耕、夏至、春苗等名字也带有农业活动印记，弥漫着浓烈的农耕文化气味。
重要的是，在这幅恬静优美的田园生活图景中，周养俊用丰厚之笔写了一群处于人民公社时期的青年男女爱情婚恋故事，塑造了以丁晓龙、春苗为首，包括秋月、大力、英子、樱桃、春耕等在内的青年群像，表达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对爱情、婚姻的人生体验，展现了他们对传统生活的反抗，对现代婚恋情感生活的向往。婚姻作为家庭绵延的关节点，是全部家庭生活运转的轴心。人民公社时期青年男女的爱情婚恋生活缺少花前月下的风气，公社意识形态和村落文化都对婚前过分亲密的交往持排斥态度，这大大阻碍了青年人的婚恋生活。换亲这一带有旧式婚姻模式造成强行结合的青年男女婚后生活的严重不和谐，封建理念导致大海与春苗生死阴阳两隔。浐河岸边的青年人从确立恋爱关系到结婚生子，与其说是男女双方感情的自然发展过程，不如说是一种与实用主义考虑，或者与传统文化设计相关的过程。金玉村里的青年们无不按照关中设定的一整套提亲、定亲和结婚的程序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然而，即就是在这样特殊年代里的一代人青春岁月，应该说在生产队里的每个青年男女的脑海里、梦境中都曾编织过意中人的理想形象，尽管这种理想形象可能十分模糊，但是青春期对爱的渴望不可抵抗。青年如初春、朝阳，如百花之萌动，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细胞之在人身上，青年们对人生的憧憬，对命运的抗争，这才有了晓龙与春苗冲破重重阻力最终走进婚姻生活的故事。正如作者所言：“一些年轻人为‘爱’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刚开的花瞬间凋谢。”然而人生何尝总是一帆风顺的路程，风雨总会与彩虹兼程。
《浐河岸边》通过对青年婚恋生活描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从19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乡村社会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过程，展示了改革开放前，乡村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生活状况，而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人民公社制，农村新的制度和文化蓬勃兴起。对比1970年代台湾的乡村与深处中国大陆腹地的关中农村，台湾的197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年代，世世代代绑缚在土地上的人们开始受到无处不在的发财梦诱惑，走上工业发展的道路。而在关中1970年代的乡村还充斥着前现代的农业气息，散发着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味道。可是，农民不是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社会变迁的巨大力量，包产到户激活沉睡多年的乡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带来中国农村引人注目的变化。小说中所写的砖瓦窑是那个时代乡村工业的代表，昭示着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欣欣向荣的新面貌。耐人寻味的是，作家笔触竟然结束在1980年代之后的十年这个时间点上。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金玉村的路宽了，平展了，家家户户用上自来水，不少人家有了收音机和自行车，但是村子里的青年人却越来越少，农民进城，村庄成为空心村，乡村文化衰落了。
中国的乡村曾是一个教化空间，老槐树下、小卖部前，水井边、戏台上都是教化民众的重要场所，但是1970年代的乡村传统文化仍然遭到严重破坏，秋月父亲的自杀即是传统孝道文化日渐丧失的结果。至于作品中所要展现的中国乡村文化何去何从，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给出明确答案，但是作者却匠心独运地设计了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旁观性小人物狗娃。这一乡村多余人以乞讨词的形式发挥着乡村舆论引导作用。乞讨词是民间表演艺术，也是乡间舆论公共空间表现，就在这一声声吟唱中，乡村文化以一种独特方式对村民生活审视、评判、引导，隐喻着一种文化潜流在涌动。
中国的乡村生活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宛如浐河水一般绵延不绝，有源有流，有变与不变。几千年来的乡村文化就在河流的滋养下生生不息，绵延流长。劳作是农民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动之一，而现代化却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于是，农业和乡村只能与过去，或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成为文学怀恋的对象。周养俊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回忆起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浐河边的乡村往事，他是为青春歌唱，为青春献祭；为乡村文化追忆，为乡村文化呼喊。
每一位优秀的作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瞭望，《浐河岸边》里有柳青《创业史》里乡村集体生活影子，路遥《平凡的世界》里1970年代至80年代乡村社会巨变的折射，陈忠实《白鹿原》中对白鹿原和滋水（灞水）描写的互文感觉，而以河流为小说写作重要场域及命名是周养俊创作的一次大胆尝试。正如当代著名作家徐则臣所讲：“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周养俊的《浐河岸边》里男人在浐河里洗去一天劳作的疲惫，女人在浐河边淘米、洗菜、洗衣，棒槌声、欢笑声、河水声响成一片，不知不觉中建构起一个“故乡河流上的乡土中国”。
（刘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