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化与丝绸之路

2019-01-15 14:41:03   来源:新丝路杂志  责任编辑:

  文/庞进
 
  龙是中国人对自然界中的蛇、鳄、蜥、鱼、鲵、猪、鹿、熊、牛、马等动物,和雷电、云、虹、龙卷风等天象经过多元容合而展现的,具备长身,大口,大多有角、有足、有鳞、有尾等形象特征,和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等精神蕴涵的神物。龙的实质是中华先民对宇宙自然力的感悟、认知和神物化。经过至少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创造、演进和升华,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广义图腾、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海内外华人,大都认同自己是人文意义上的“龙的传人”。
 
  龙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有关龙的各种成果的总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文化既是根源文化,也是标志文化;既是民间文化,也是官方文化;既是传统文化,也是时尚文化;既是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既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
 
  以上是笔者对龙下的一个定义和对龙文化的一个整体性定位。
 
  那么,龙与丝绸之路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一 丝绸之路是龙文化的传播弘扬之路
 
  按学术界通行的观点,丝绸之路,指中国西汉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由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分别冠以“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丝绸制品在运向西域的货物中影响最大,故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三条路线串起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埃及、尼泊尔、罗马尼亚、荷兰、意大利等四十多个国家。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当时的中国已与属于西域的国家或地区有了往来和交流,我们不妨将这些往来和交流称为“前丝绸之路”。
 
  依据截至目前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中国龙起源于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即距今约一万年到距今约八千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证据是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发现的距今约一万年的鹿头鱼尾组合性岩画,和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八千年的石块摆砌龙和龙纹陶片。之后,有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七千年的鱼龙纹蒜头壶,有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五百年的蚌砌龙,有湖北黄梅焦墩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六千年的石块摆砌龙,有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千三百年的玉雕龙,有内蒙古赤峰发现的属于红山文化的距今约五千年的玉雕龙,有甘肃甘坪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五千年的鲵龙纹彩陶瓶,有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蟠龙纹彩陶盘……
 
  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即距今约一万年到距今约四千五百年),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前身华夏族起源到初步形成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到初步形成期。上述考古发现表明,龙是华夏族起源到初步形成期、中华文明起源到初步形成期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标志者。也表明,到了人们通常说的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时代,华夏族的龙观念已经形成,龙崇拜已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交织在一起,成为其时华夏族的重要的意识形态。
 
  黄帝时代到张骞出使西域前的西汉初(即“前丝绸之路”时期),大约有三千年的时光。这三千年间,在黄帝后裔尧、舜、禹作华夏族团首领之后,依次出现了夏、商、周、秦、汉五个朝代。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至少商、周、秦、汉四个朝代,华夏族的龙文化传到了西域。其证据如下:
 
  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有“龙方”出现。商代的“龙方”,指的是位于西北地区的崇龙部落。这个部落当属崇龙的夏人族团支裔,夏被商灭替后,此支裔散徙至西北地区。因继承延续其祖先崇龙的习俗,故有“龙方”之称。[1]
 
  崇龙的夏人族团支裔一部到达甘肃等地之后,继续向西迁徙,进入西域的焉耆国。后来,这些迁入焉耆国的崇龙部落至晋代时成为该国的统治者——焉耆王,并以“龙”为姓,传了龙安、龙会、龙熙、龙泥流、龙鸠尸卑、龙突骑支、龙栗婆准、龙薛婆阿那支、龙先那准、龙婆伽利、龙嫩突、龙如林等十多代。[2]
 
  帕米尔高原,中国古代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经过之地。有说法称西周时期已有中土移民到达葱岭以东地方。周人是崇龙的,《周易》第一卦《乾》就是有名的“龙”卦。《列子·周穆王》记周穆王御驾西征,和西王母相会。有学者考证,周穆王西游之地应在里海和黑海之间。说法虽然有争议,但周人与西域进行过交流应该是确实的。那么,中国龙文化随着周人的西行而西传,也是有可能的。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新疆和田山普拉一号墓发现一块龙凤纹锦,上面清晰地留有战国纹样风格的龙凤图案。[3]证明东周时期,来自中原的龙凤图案已被西域人使用。
 
  《大智度论》是大乘佛教中观派重要论著,作者是古印度人龙树,龙树生活在公元2世纪或公元3世纪。该书称:“那伽,秦言龙。”据此可判断:中国龙文化在公元2世纪之前已传入印度。[4]
 
  《太平广记》卷四一八引《抱朴子》“甘宗”载:秦国有一位名叫甘宗的使者,在奏章中谈到西域的事情,说有外国的方士能在江河水边通过念咒吹气的方法使水中龙浮出。还能使龙由大变小,置于壶中饲养。遇到干旱的年景,方士就将龙卖出,并吹气使龙由小变大,致方圆降雨。此记载至少说明,秦代时,人们就知道西域也有龙,而且其龙也有与中国龙同样的能够兴云布雨的职能。
 
  匈奴是秦汉时期北方比较大的族团。《史记·匈奴列传》指出匈奴的先祖是夏后氏。匈奴族是夏后氏的苗裔在夏亡后奔迁于北野与当地土著混合后形成的。夏后氏崇龙,故匈奴族也崇龙。《史记·匈奴列传》记匈奴诸长,“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隐》引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匈奴族崇龙,完全有可能其生活区域迁到哪里,就把龙文化传播弘扬到哪里。
 
  据报道,古代岩画调查者张平年,在新疆巴里坤匈奴故地发现有一幅酷似龙图案的岩画。该岩画位于兰州湾子遗址群东梁地段,画面中双龙从天而降,有布云降雨的图案,画面清晰、线条简单、龙形栩栩如生。图案创作在一块横卧的梯形石块上,首向东北,尾居西南,两条从天而降之龙刻在部落符号“丰”的两侧,两龙上端刻有许多“〇”型环,似云雾居空之阵,云雾与双龙之间刻有无数星点,表示降雨之势。[5]此岩画极有可能出自匈奴人之手,表明了匈奴人对龙作为雨水之神的认知。
 
  丝绸之路开通后,龙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向西域更是无可置疑,且看:
 
  位于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止于公元8世纪至9世纪。石窟中有描绘佛教“天部”的情景的图案,其中有日神、月神、风神、金翅鸟和龙。
 
  在新疆焉耆县博格达沁古城遗址,考古人员曾发现一件西汉年间的八龙纹金带扣,扣面凸显一条大龙和七条小龙。据考证,此八龙纹金带扣是汉王朝赏赐给当时西域焉耆王的珍贵礼品。“是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东西交流的丝绸之路后,西域纳入中国版图,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统治的明证。”
 
  在新疆和田尼雅古国遗址,曾出土汉代夔龙纹织锦一件、汉代龙纹印花棉布一匹、属于汉晋时期的龙虎纹铜镜一件。
 
  在新疆疏附县艾孜来提毛拉山佛教遗址,曾出土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龙纹陶器一件。
 
  在新疆库车县苏巴什遗址河西区佛塔下一座木棺墓中,曾出土晋代木龙一件。
 
  在新疆莎车县喀群乡,曾出土属于晋唐时代的龙首比丘图彩棺一件。
 
  在新疆阿斯塔那古墓中,曾出土数十幅画在绢面、麻布上的“人身龙尾交合”或“龙头蛇身相交”的伏羲女娲像。伏羲女娲位列“三皇”,有中华民族“龙祖”之称。在阿斯塔那古墓中还出土有唐代二龙戏珠联珠纹绮一件、铠甲上有龙头装饰的天王俑一尊。
 
  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第一八九窟主室前壁,有龙纹壁画一幅;在该洞第十四窟,有《马璧龙王救商客》本生故事壁画;该洞还出土唐代龙首陶祖一件。
 
  在新疆新和县通古孜巴西古城东城墙外曾出土唐代“龙马纹”陶灯碗一件。
 
  在新疆和田县曾出土属于五代时期的彩绘青龙木棺一具。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龙的传说约有二十条,其中有关西域的有五条,有关北印度的有五条,有关中印度有十条,而有关南印度的一条也没有。从内容上来看,龟兹、于阗的龙传说与中国古代的龙传说很相似,有乘龙及龙与妇女交合而生龙种的传说,而与佛教没有关系。这也说明西域是中国龙文化向印度传播的一个通道。[6]
 
  定居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东干人,绝大多数为一百多年前陕西、甘肃回民起义军失利后撤退到其地的后裔,现有人数约十二万人。据报道,东干人至今还能扎出龙形风筝;举行婚礼时,新人还要穿绣满龙凤图案的大红襟袍。[7]
 
  以上证据,足可证明丝绸之路是龙文化的传播弘扬之路。
 
  二  丝绸之路是龙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汇通之路
 
  丝绸之路不光是龙文化的传播弘扬之路,还是龙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汇通之路。也就是说,中国的龙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弘扬到了域外,与域外文化有了交流和汇通,一些域外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被龙文化所接纳、吸收、转化。
 
  典型的案例是来自佛教的龙王。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初始的典籍中有梵文名曰“Naga”的神物。这Naga的主要取材对象是蛇,因而形象似蛇,长身无足,居住在地下或水中。由“Naga”衍生的一个词叫“Nagaraja”。Nagaraja也是Naga,但比Naga功能强一些、地位高一些,在地下或水中往往称王为尊。据考证,在佛教创立之前,也可能受从东方中国传入的龙文化的影响,印度的神话传说中就有了Naga和Nagaraja,它们具有神性,拥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幻变为人形,有自己庞大的家族,居住在环境优美的宫殿里。佛教产生之后,佛经的撰编结集者就将Naga和Nagaraja的传说故事在进行了加工和再创作之后,纳入到了佛经之中。[8]
 
  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两汉时期,佛教开始向东方传播,丝绸之路是佛教东传的主要通道。既然是传播,翻译佛经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翻译佛经的高僧都是一些对中印文化通晓或有所了解的人,这些人发现佛经中的Naga和中国本土中的龙,形象相仿、功能接近,于是,就将Naga译作“龙”,将Nagaraja译作“龙王”。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本土有传衍了五千多年的龙,但没有龙王,龙王名号的出现与佛经的传入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佛经的广泛传布,与中国人本有的龙文化,及崇龙、尊王心理的交融互渗,共同导致了龙王在中华大地上的滥觞和兴盛。
 
  在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里,龙王共有八位,到了《华严经》里,龙王增至十位。在其它佛经里,还有五龙王、七龙王、八十一龙王、一百八十五龙王之说。佛经中的龙王功能有二:一是护持佛法,导佑众生;二是兴云布雨,消灾弥难。这后一条显然与中国龙本有的喜水的神性和司理雨水的神职相吻合,是中国龙文化与印度Naga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吸取的结果。
 
  龙王在佛教中地位不高,有时候在天神之列,如“天龙八部”中的“龙众”;有时候在诸鬼之列,如“八部鬼众”中的“诸龙”。不管是“天神”还是“诸鬼”,位置都在佛、菩萨、罗汉之后。
 
  龙王成为中国龙族成员后,被迅速中国化,其标志,一是被纳入属于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系统,成为玉皇大帝的部下;二是受讲伦理、重道德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了家族、家庭、辈份,表现出浓郁的人间情感,且有善恶好坏之分;三是受帝王龙的提携,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如在一些石刻、石窟造像中,龙的地位,由起初的佛菩萨的乘骑、保镖和门神,即工具龙和龛梁龙,逐步向居于中心位置的盘柱龙,和居于窟顶的藻井龙过渡。至盛唐时期,在构图、造型、色彩等方面,藻井龙已在佛像之上。
 
  典型的例证出现在敦煌莫高窟。据考察,“敦煌莫高窟现存隋代洞窟约七十多个,其中有龙图像的洞窟为二十多个。有趣的是,曾守卫在佛龛两侧的龛梁龙这时逐渐减少,而另外增加了中心柱盘龙、藻井团龙以及释迦降伏火龙等新类型。”“藻井龙的出现反映了皇权与教权在佛教石窟中的分庭抗礼,甚至有以皇权取代教权的意味。……藻井龙不能完全代表天子,它是天子与佛的结合体,是皇权与教权的结合,这一点和武则天伪称弥勒下世颇为相似。到了初、盛唐时期,……早期的龛梁龙在此时已基本转化为藻井龙……从构图、造型、色彩等艺术表现形式来看,在隋代,藻井龙与龛内主佛的地位近于并列,而到了初、盛唐,藻井龙的地位似乎占了上风,有凌驾于佛的气势。”[9]
 
  敦煌莫高窟位于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体现丝绸之路文化的重镇。佛与龙在敦煌莫高窟的交流、汇通、博弈的情形,至少可以说明:1.中国龙文化胸怀宽阔,可以接纳域外文化;2.在与域外文化交流汇通中,中国龙文化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会轻易地被异质化;3.丝绸之路是中国龙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汇通的通道和阵地。
 
  三  龙文化精髓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精神助力
 
  关于龙的精神,笔者用“容合、福生、谐天、奋进”八个字来概括。
 
  “容合”是“兼容、包容、综合、化合”的概称。龙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也都是容合而成的。容合性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最本质的特征,而龙正好反映和体现了这一特征。容合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
 
  “福生”是“造福众生”的简称。龙本来就是中国人为福生而创造的。古往今来,龙的身上都一直体现着福生的精神。作为水利神、农业神,龙是造福众生的;作为祖先神、民族神,龙更是造福众生的。福生的龙是善龙祥龙,是龙族中正面的、居主导地位的力量。福生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幸福论。
 
  “谐天”,即与天和谐、与大自然和谐。龙的容合对象,来自于自然界中的动物和天象,龙是中华先民认识天、理解天、尊重天、敬畏天的结果,龙的行云布雨、司水理水的职能,也有赖于天、依托于天。龙是中华先哲“天人相合”思想的形象化。谐天是一种天人观,也是一种生态论。
 
  “奋进”,即奋发进取、开拓创新、适变图强。无论水中游、地上行,还是天上飞,龙所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鳞、精神抖擞、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形象。自古以来,人们都将具备着奋发进取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做出了创造性、开拓性贡献的杰出人物称龙比龙。奋进是一种人生观,也是一种强国论。
 
  近年来,笔者还提出了“龙道”和“龙道信仰”的概念。
 
  龙道,是以龙为象征标志的,来自中华民族,在冶炼萃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明优秀精华基础上容合创新的思想学说、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华文化,容合世界文明,关注当下民生,瞩望人类未来之道。
 
  龙道信仰就是对龙道的信仰。龙道信仰的基本理念是“尊、爱、利、和”,四个字对应着四句话:“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尊”即“尊天尊人尊己”,是处世观、交往论;“爱”即“爱天爱人爱己”,是感情观、关系论;“利”即“利天利人利己”,是互利观、共享论;“和”即“和天和人和己”,是理想观、境界论。龙道信仰倡导在“尊天尊人尊己、爱天爱人爱己、利天利人利己、和天和人和己”之间找到最大的通约数、贯穿线、平衡点、合适域。
 
  “容合、福生、谐天、奋进”的精神,和“尊、爱、利、和”的理念,可谓当代龙文化的精髓。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简称为“一带一路”构想。
 
  评论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既传承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又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21世纪时代潮流,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进行有机地衔接,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性影响力”。[10]
 
  上述概括,与龙文化的精髓是契合的:“团结”“互信”“平等”“包容”“互鉴”“合作”是“容合”;“互利”“共赢”“和平”“发展”是“福生”。“团结互信”“包容互鉴”,意味着“尊人尊己”“爱人爱己”;“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意味着“利人利己”“和人和己”。
 
  至于“谐天”和“奋进”,也是“一带一路”应有之意:“一带一路”构想要全面、优质地实现,必然要尊重自然规律、注重生态文明。当年汉武帝、张骞开拓古丝绸之路,是奋发进取、适变图强;当今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也是奋发进取、适变图强。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涉及的所有国家、地区、机构、组织、人员而言,若没有奋进、实干的精神,“一带一路”就仅仅是“构想”而已。
 
  显然,龙文化精髓可以为“一带一路”构想的实现提供精神助力。
 
  作者简介:庞进   著名龙凤文化研究专家、作家。龙凤国际联合会主席,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中华龙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龙凤文化网主编,西安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院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陕西省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西安老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日报社高级编辑,宝鸡文理学院客座教授,加拿大海慧出版社副总编。1979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已发表各类作品逾八百万字。著有《创造论》《中国龙文化》《中国凤文化》《中国祥瑞》《灵树婆娑》(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卓立苍茫》《龙情凤韵》等3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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