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半坡人

2018-07-14 23:15:33   来源:新丝路杂志  责任编辑:xslzz

漫谈半坡人
文/林木
 
    岁月的风尘淹没了诸多人类走过的重要遗迹,但是它不可能永远尘封,完全消失。1953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东郊浐河畔的半坡村一次偶然的发现,洞开了距今约6000多年的一处人类聚落遗址。这一人类聚落遗址被称作半坡遗址。

    1954年开始,在石兴邦先生主持下对半坡遗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发掘遗址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1954年至1957年,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半坡遗址发掘出土后,如何进行保护,就现实的摆在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的面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同志首先提出修建博物馆,对半坡遗址进行保护。1956年3月19日,陈毅副总理参观半坡遗址时非常兴奋,当即指示:“要搞一个很好的遗址博物馆放在里面,搞玻璃房子,搞好一些。”次日电告国务院拨款30万元用于建馆。1958年4月1日西安半坡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西安半坡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聚落遗址博物馆。日本博物馆学著名研究者小川光旸在1985年还高度评价半坡遗址的保护举措,他说,“半坡博物馆在新石器时代农耕部落遗址上面建一大罩屋作为主厅,这一点是划时代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东海先生也认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半坡遗址博物馆那样,建造这么宏伟的大厅把部落遗址科学地涵盖起来,从而开创了把博物馆与遗址环境融为一体之先河。”半坡遗址开发者石兴邦先生说,“去者已矣,但愿来着可畏,不负先驱一片创业艰难之赤诚苦心。”





    半坡遗址是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包括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三部分,从中发掘出的大量生活、劳作、宗教遗迹,上万件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遗物,展现了黄河流域发达的史前文明,把我们引入往昔的岁月,引入那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所谓“大同社会”。

    半坡人在半坡这片土壤膏腴、草木繁茂、鸟兽翔集、气候湿润、濒临浐河、方便生活的地方,以母系氏族为纽带繁衍、生息,创造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史前文明。在这个尚未形成阶级划分、无等级差别的原始公有制社会中,人们“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尽管物质相对匮乏,但却呈现出一幅农业社会初期人人平等、安定和谐的生活景象。氏族成员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男女老幼之别。男性以狩猎、捕鱼、制陶、建筑房屋为主,女性以采摘、纺织、农桑维持氏族成员生计。氏族内部每遇重大问题,在女首领的主持下,全体氏族成员聚集在村落中央的那座大房子前的广场上,平等的讨论问题,决定由女酋长定夺。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里的法则。




    处在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里的半坡远古先民,他们勇敢地面对生活,不管风吹日晒、电闪雷鸣,疫病与灾害,用自己聪明智慧的头脑和灵活勤劳的双手,构建了五彩缤纷的生活舞台,浓墨重彩地上演了一幕幕鲜活的史前文明剧。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围绕着女性构成了相互间的血亲关系。

    半坡遗址位于渭河支流浐河的二级阶地上,西偎浐河,东南依白鹿原,南望秦岭,周围的河流、沼泽、山峦、树林等与阶地形成一种合围关系。这里依山傍水,气候湿润,水土宜人,动植物群落茂盛。半坡人利用这种天时地利,占得了文明发展的先机。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类逐渐认识到一些野生动物可以驯化和饲养,从此,猪、狗、羊、鸡等动物便与人类结下不解之缘。半坡人是较早饲养家畜的先民之一。采摘仍是半坡人经常从事的一项生产活动。渭河平原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开垦区之一,6000多年前半坡人就在这里种植“粟”这种农作物。因农业经济尚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故半坡人仍从事渔猎、采摘等经济活动。这一时期,饲养业也开始出现。

    从出土文物推测,半坡人的衣料除兽皮外,还包括一些由各种动植物纤维制成的编织物与纺织物。骨针的出现是原始人类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从最需要的生计出发,发明的一种用于御寒防晒,缀合或缝制衣服的工具。骨针的出现和发明,开启了人类美化自己、美化生活的新开端,吹响了人类向蒙昧洪荒开战的进军号,打响了纺织革命的第一枪,拉开了纺织革命前夜的序幕。

   半坡人部落围绕居住区有一条堑壕,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堑壕现存长度约为300米,最深6米、最宽8米。当时的人们利用石、木等简陋工具,要完成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半坡遗址现已发现房屋遗址46座,分圆形和方形两种,其中圆形的居多。房屋大部分为半地穴式,也有少量地面建筑。圆形房屋面积为12到30平方米;方形房屋面积约为12到40平方米。中心“大房子”面积约为160平方米,应当是公共集会场所,或是氏族首领的居室。
 
    陶甑是古代一种炊具,底部有许多小孔,放在罐类陶器上蒸食物。在半坡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就发现八件残陶甑。陶甑是半坡人用来加工食物的炊具,它的底部有方形或圆形的若干规则小孔,孔眼的作用如同当今的笼箅。陶甑与陶盖、陶罐配套使用,形成三连套,缺一不可。在加工食物时,将陶甑配装在盛有水的陶罐上,盖上陶盖,然后在陶罐底部烧火加热,当水沸腾时,蒸汽便通过小孔进入陶甑,使陶甑中的食物变熟。甑的发明是远古先民聪明智慧的杰作,虽然远古先民当时不知蒸汽的原理,但他们无意识地使用了蒸汽的原理蒸饭,它使生食变成了熟食,使流食变成了干饭,不仅改善了饮食结构,而且还增强了体质,这是饮食结构上的一次革命性的质的飞跃。半坡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日常生活器具,包括炊器、水器、食器以及各类其他容器,同时还发现了200多处保存食物的窑穴。这一切表明半坡人已经掌握了一套从粮食的储藏到食物的加工烹饪的方法。




    半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渔猎工具,大多用骨、石等材料制成,说明渔猎仍是半坡人补充农产品不足的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当氏族、部落间发生冲突时,这些锋尖刃利的渔猎工具又变成了搏杀的武器。农业生产的主要标志,是农作物的种植。半坡遗址出土了很多粟壳,还有粟种,这是当时已有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明证。半坡人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从伐木、除草、平整土地,到松土、点种及收获的整套农业生产工具。磨制石器的大量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同于旧石器时代以及使用粗糙的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最初阶段。磨制石器就是经打制成形和琢磨加工而成的石器。多以质地较软、便于研磨的火成岩、沉淀岩和变质岩为原料。类型有斧、锛、凿、铲、锄、镰、刀、镞、矛等。磨制石器工具的制作过程大致分为选料、打制、钻孔、磨制、装柄、捆绑等几个阶段。为了便于装柄,常常加工成带肩、有段和穿孔等形式。用途一般是木作、农耕或渔猎。磨制石器工具的出现,减轻了原始人类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是劳动工具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半坡人还利用陶片来制作工具,如陶刀,或上端穿孔,或两侧有缺口,用绳子绑在手上,可以折断谷穗。刮削器也很多,估计是常用的生活工具。而用陶土烧成的陶锉,可能是用来打磨毛皮的特殊工具。半坡遗址出土了许多骨制工具,包括骨刀、骨锥、骨鱼叉、骨鱼钩等,还有用兽角制成的角锥和蚌壳制成的蚌刀等。半坡遗址出土的石质工具,磨制细腻、锋刃锐利,且种类繁多、功能齐备,体现出专门化与多样化的特点。其中,精心磨制的石斧、石锛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工具。

   




   半坡彩陶既精美又别致,其纹饰可分为动植物形、几何形和人面形图案三种。在这里,游动的鱼、奔驰的鹿等等,无不凝炼鲜活、形神兼备。而各种几何纹样亦是尽出不穷、花样翻新。半坡彩陶堪称充满了人文精神内涵的原始艺术精品。远古时代,半坡人在创造着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以原始艺术为表征的人类早期精神文明。透过饱浸半坡先民心血的装饰品、雕塑,特别是流光溢彩的彩陶,人们仿佛看到了老祖宗们神思飞扬的精神世界。

    半坡遗址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人面鱼纹”的解释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主要有“图腾说”、“祖先形象说”、“权力象征说”、“巫师面具说”等等。这些见仁见智的说法,让我们在耳目一新的同时,能进一步感觉到其神秘魅力。通过半坡遗址的“文明碎片”,人们拼合出了一幅半坡先民的社会画卷,半坡聚落语嫣复活,熙熙攘攘的人群、忙忙碌碌的劳动、热热闹闹的生活,……就在这一瞬间,消除了古今之间长达六千年的距离。半坡人留给今人的文化内涵相当深邃,有些“谜题”至今仍无确切答案。






    从体质人类学分析,半坡人属蒙古人种(即黄种人),其体质特征多数与现代华南人一致,少数与现代华北人接近。在容貌、身高、脑容量等方面,均与现代人没有差别。因生存条件相对恶劣,其寿命大都仅在三、四十岁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地球气候变得温暖湿润,人类告别了昔日茹毛饮血、巢居穴处的生活,在河流阶地建造家园,开始了农耕定居生活。历史新篇章由此开启。渭河是关中地区的母亲河,在渭河及其支流两岸的阶地上,生息着许多原始族群,半坡部落即是其中一支。半坡人在此世代繁衍,用心血和智慧铸就了半坡文明。

    通过对半坡遗址的考察,半坡人以及同时代的远古先民给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从社会复杂化到古国诞生;二是从古国向王国转化;三是从王国到帝国建立。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距今6000多年前的社会是基本平等的。在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不平等现象陆续出现,这就是社会复杂化。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贪官开始分化,一个氏族部落中某些成员的权力开始凸显。为了占有资源,不同部落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和斗争。从许多遗址呈现的面貌看,其社会发展阶段显然已进入社会复杂化高级阶段,也就是古国阶段。社会复杂化后,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向古国社会转化的呢?对于王国社会,我们已知的最早标本是距今5500年到4300年的浙江良渚遗址,其重要标志就是强制性权力高度集中和膨胀。从良渚文化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阶段都叫做王国阶段。当然,王国阶段还可以划分为几个小阶段,夏、商两代则是第二个小阶段,进入两周便开始了第三个小阶段。此后,秦国崛起,秦始皇完成了中国的统一,标志着从王国到帝国的转变。进入帝国阶段后,国土范围大大扩大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程度大大提升了,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自耕农耕作制代替了井田制,举荐和任免制代替了官僚进袭制,法律也不断规范化。这些都是帝国的特征。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能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有益启示。其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各个地方形成的模式并不一样,不同模式有不同前途。一种是突出神权的模式,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把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都贡献给神灵,社会就没法持续运转,所以盛极一时后就垮了;另一种是突出军权、王权的模式,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看似比较落后,但他们强调传宗接代,不会把创造的社会财富都贡献给神灵,所以一直能传承下来。其二,文明演进的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中间可能发生变故,如良渚文化的前身叫崧泽文化,本来也是以军权、王权为主,但当它发展到良渚文化这个阶段时接受了崇尚神权的宗教观,结果越陷越深,最后就垮了。其三,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吸收不同民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我们现在是56个民族,但文献记载古时万国,到周文王、周武王伐商时还有八百诸侯,即使秦帝国出现后周边还有很多不同民族。汉代及以后,以汉族为主要的民族文化融合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四,重视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从青铜器上铸造铭文开始,尤其是商周时期,族徽和一些铭文末尾常见“子子孙孙永宝用”字样的现象,是当时重视血缘关系和祖先崇拜的明证,而这正是中原地区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其五,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共同的信仰和文字体系是维护统一的重要纽带。共同的信仰,是指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祖先崇拜;共同的文字体系,是指从甲骨文到籀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的文字体系。其六,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也是阶级形成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断斗争、妥协、再斗争的过程。国家要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使其达到两败俱伤、俱亡的程度。其七,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兴建和国家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其过度运用也束缚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需要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其八,“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理念及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中华文明发展比较顺利的重要保证。这些理念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编辑:崔彥   吕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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