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历史文化的密码

2018-11-22 16:31:02   来源:新丝路杂志  责任编辑:

文/李郁

  广州最著名的地方,除了黄埔军校,就数西汉南越王墓了。南越王墓是广州古城的代表,位于广州老城区的越秀公园旁边的象岗山上,是依山为陵的杰作。
 
象岗山上
 
  越秀山坐北朝南,山冈湖泊之间,林木葱茏茂盛,植物四季常青,风水皆宜。象岗山曾经是越秀山的一处冈阜,不很高,不足50米,南越王以此作为葬地,也是享受了天地自然之灵气。
 
  2018年8月14日上午,我早早地来到越秀山下的南越王博物馆,刚一开馆,研究馆员何东红就热情地带我进去,先在贵宾室观看了十几分钟的发掘影像,然后参观学习。听她的亲自讲解,无异于置身发掘现场,感触颇深。“这里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市政工程,大概至今依然还是个未解之谜。”何东红不无感慨地说,“当时的推土机刚刚挖到大概进深18米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这个墓道的顶盖石,于是紧急叫停,便有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这是1983年发生的事情,报告打到北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亲临现场,当即建议在原址建立博物馆,而且一件文物都不许动。“所以南越国王博物馆是建立在山上的。现在馆藏的一千多件南越国文物,全部都是陪葬品,一件不少。”如今的游人站在墓顶上往下看,倒凸字形完整的墓室结构一目了然。其博物馆展室也是依山而建,比墓室遗址还高些。上了山冈,既参观遗址,又欣赏文物,还能享受越秀山的旖旎风光,俯视车水马龙的现代街景,一举而多得,如果到了广州而未到南越国王博物馆,定将是一大憾事。
 
南越国的殉葬

 
  南越国是强大的秦国留给汉朝的一处完整的遗产,是由当时秦朝的南海郡尉赵佗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定都番禺,即今之广州。赵佗建立南越国是在中原战乱、中央王朝无力南顾的背景下,其统辖区域基本上就是秦朝的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其疆域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广西西部,南濒南海。南越国的建立,虽然也经历了短暂的兼并战争,但并未遭受秦末汉初大规模战乱的劫难。赵佗的最大贡献正是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王国,避免了一个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的岭南乱局。汉朝定基以后,赵佗归顺为藩王。南越王国历经五代,直至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元鼎六年,南越国宫廷内乱,汉武帝果断出兵平叛,于是撤藩设郡。
 
  根据可考的资料,南越王墓的主人正是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赵眜(zhàomo)。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确认,赵眜是个汉文化的崇拜者。墓葬中发现了1000多件(套)陪葬品,诸如铜器、铁器、玉器、金银器、车马器、剑器、珠宝珊瑚、丝织品和日常用具、娱乐用具等,应有尽有,似乎凡是墓主人活着的时候所有的用品都陪葬了,甚至还有15个殉葬的人。据说,考古现场发现,他们的遗骸并无扭曲挣扎之情状。其中有四位夫人,一位宦官,七位厨子,两个卫士,一个乐工,都是南越王身边最亲近的人。这种人殉制度在汉朝的中原地带已经绝迹,却在南越国如此隆盛,说明此一时期,南越的物质文明虽然与中原接近,但社会文明还非常落后。这也留给人们一个悬念,殉葬究竟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被迫的一定居多,但未必就没有自愿的,南越王墓的殉人或许是殉情而死也未可知。“殉情”并不是专指男女之间的爱情而言,古今所见死生相依、慷慨赴死未尝不是幸福豪迈的事情。现代观念的人将生看得很重,似乎只有生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其实,对于一定环境下尤其是文化环境、风俗环境、生存环境下的特殊身份的某些人,其死死得其所或更是重于泰山的。
 
  一个玉痴的王
  暂且不说这些殉葬者的苦与乐,但就其中每个人的陪葬品而言,那绝对是非常高的规格。即便是那些杂役,也是浑身的珠光宝气,显出王府的气派。汉代是一个崇尚玉器的时代,贵族们活着的时候佩戴玉器、使用玉器,死后陪葬玉器,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并被制度化,南越国也不例外。南越王享受玉衣的待遇,但不是金缕玉衣,而是丝缕玉衣。这是与南国生产丝织品有关。汉朝诸侯王葬玉成风,南越王也是如此,王墓中陪葬的玉器是琳琅满目,大大小小的玉璧、玉玦、玉环、玉带钩、玉碗、玉剑饰达数百件之多,尤其是那几件玉杯、玉卮更是精美。这些都是来自中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中一件铜承盘高足玉杯,通高17厘米,径23.6厘米。整器由铜承盘、玉托架和高足玉杯三部分组成,玉杯的杯身下部有一玉质杯托,为花瓣花萼形,中间是有突棱的圆孔,高足杯即套入孔中。杯托由一个三条金头银身的龙形托架举起,平置在铜承盘上。杯为青玉所制,为常见的长圆筒形,莹润可人。这是该馆的镇馆之宝,应该是受到汉武帝建立承露盘的影响而创造的。除此之外,南越王墓出土的鎏金铜框玉杯和玉卮,其铜框镶嵌玉条、玉片严丝合缝,具有巧夺天工之妙。
 
  在南越王的墓葬中,除了主人的陪葬品而外,每个殉葬者的陪葬品,也是随身而葬,以玉器和玉饰品为主,而且身份不同,葬品也不一样。“由于南越王墓没有被盗掘,没有倒塌,也没有被无端移动,因此,所有的东西都保持了原模原样,虽然尸体已经腐烂,衣物也已经朽烂,但是,珠玉宝物却依旧按照原有的部位和顺序得以原地保存。此前的许多考古工程,虽然也发现了大量的项饰挂件,但是,却难以恢复其原状。南越王墓就幸运得多,完整地恢复了项饰的原样,一层一层,明白无误。现在游人所看到的那些美丽的项饰挂件,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研究馆员何东红讲到这里的时候,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南越王所有随身的葬品都能原样复原。”于是,她指着一个一个的展柜告诉我,这个是在哪里,这个是在哪里。我在感慨之时,便说:“这个南越王简直就是个玉痴。”何东红微微一笑说:“应该是的。”
 
  南越国王真的是个玉痴,汉代的诸侯王随葬玉衣玉器,但还没有发现像南越王这样的。他的尸身穿着丝缕玉衣,玉衣的下边铺着玉璧,玉衣的上边压着玉璧,面部有玉面覆盖,身下垫着玉璧,左手抱着玉璧,右手揣着玉璧,脚下踩着玉璧,头上顶着玉璧,总之是上下周围全部都摆放着玉璧,达四十枚之多,而且,还有些仿造的玉璧,研究馆员何东红说,“大概是他们珍藏的玉璧已经用完了,还不尽兴,便仿造了一些替代品。可见南越王对于玉的珍爱程度。”
 
  南越王爱玉至深,还能体现在几件损坏了的玉器上。有一件玉盒,通高7.7厘米,直径9.8厘米,由青玉雕成,盒盖一侧原已破裂,沿着裂缝钻有对称的两组小孔,应该是用线绳把破片连缀起来继续使用的,而且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这分明是墓主的长期珍爱之物。
 
  还有一件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出土于南越王墓玉衣头罩的右侧位置。龙形玉佩长11.5厘米,金钩长5.9厘米,整体通长14.4厘米。由一条青玉雕刻的龙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合而成。金钩扣的钩尾和钩首均作虎头形。钩尾的虎头额顶凿出一个阴文“王”字。单就器物而言,堪称汉代玉带钩中的绝妙精品。然而,当考古人员将虎头拆卸下来的时候,却发现玉龙的下半部分已经折断,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应该是用作线绳连缀的穿孔。出土时虎口正好套在玉龙的折断处,很显然是在龙形玉佩断裂后,主人不忍心舍弃,便叫工匠们特意制作了一个虎头金钩与之相配,从而使玉佩改变功能成为带钩,将修补的痕迹掩饰起来,反映了工匠高超的艺术创意。玉带钩是南越王的所爱,墓中出土的5件玉带钩非常大,“显然不是日常所用”何东红说,“搞不清楚他们做这么大的玉带钩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件金钩玉佩显然也不是实用器,或许是一种寄托情感的物象”。不管如何,其不舍之心却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的玉器还有一件是出土于南越王墓玉衣头罩的左侧位置的凤纹牌形玉佩,玉佩的下端原已断裂,于是特意铸造了两个H形小金桥连接上下两个端口,便使整个器物恢复成一体,金桥上还刻有卷云纹装饰,协调上下,从而使金、玉得到完美结合,变残缺为珍宝,反而更增其显贵之色。
  南越国不出产玉石,这些玉器的原料都是来自于中原。南越王痴爱玉器,既有物以稀为贵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与南越王对于中原汉文化的向往、推崇甚至崇拜密不可分。南越国偏安一隅,当时尚未彻底开化,少数王公贵族因其文明程度可与中原文化接轨,便有无上荣耀的光辉。南越王墓出土的玉佩饰,数量众多且精美超凡。这些玉佩饰不仅反映了佩戴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也表明南越国对于中原文化中佩玉传统的虔心崇敬。

发现中国之最:平板玻璃牌饰和铜印花凸版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物除了玉器而外,还有大量的铜器、陶器等,器形特色明显,如青铜编钟、铜鼎、铜镜以及金印等,是南越国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这些文物造型美观,精致大气,非常引人注目。可是有两种细小的文物,并不光彩照人,也无迷人造型,如果不是何东红研究馆员的特别提醒,我就会与它们失之交臂。其中一种是蓝色平板玻璃牌饰、一种是印花铜凸版模具。
 
  蓝色平板玻璃牌饰出土于东侧室和西耳室,共11对22件,何东红说:“这些小小的牌饰,却改变了中国平板玻璃的制造历史,将这一制造的历史提前了很多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国产平板玻璃。”那么怎么认定这些玻璃一定是中国制造的呢?我正有此疑问,她却接着说:“怎么认定的呢?因为我们的专家经过研究,发现它是用本地的高岭土烧造的铅钡玻璃,并非西方的钠钙玻璃。”原来如此。考古的发现加上科学的认定,就是人类科学技术史的可靠证据。
 
  在南越王墓的发掘过程中,曾经发现了两件铜制物件,一件如火炬状,一件如羊角状,都不大,一个有大拇指大小,一个有两指大小。由于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专家们并不认识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他们的用途。直到有一天,有人看到了马王堆汉墓里出土的带花纹的丝织品,发现其花纹与南越王墓出土的那两件物件的图形很接近,忽然突发奇想,这个会不会就是印花工具?于是做了套印试验,结果令人惊喜,印出来的花纹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花纹风格非常相像,于是断定这就是西汉时期的印花工具。这一发现,既解开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花纹丝绸的工艺之谜,又解决了这两件出土文物的归属和命名问题。经过专家论证,这两件器物属于西汉印花凸版,铜质,大版是主印版,小的是定位板,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套织物印花工具。
 
  舶来品: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广州依山面海,自古以来,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优势,开放和交流是其最主要的特性。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有几件的风格明显不同,经过专家研究鉴定,基本认定是属于舶来品或者是受海外文化的影响。”研究馆员何东红告诉我们,“这些是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重要见证”。其中一件玉杯,杯子的形状像是犀牛角,杯子的身上雕刻了一条夔龙,形象生动,精美绝伦,被称之为犀角形玉杯。其龙形文化元素和玉雕技法无疑是中原的特征,但是,其器型和古代西亚与欧洲流行的著名的来通杯非常相像,应该是受到来通杯的影响或启发而创制的。此外,在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银盒,盒盖与盒身采用捶揲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经过专家们论证,这是典型的波斯器型的特点,是凸瓣纹银盒中的代表作,是一件海外舶来品。
 
  广州是一个依靠海洋生存发展的城市,并依托中原的先进文化与海外展开贸易,从而形成繁荣的景象。根据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分类,人们发现在南越王时期,广州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交流中心了。南越王汉墓是一座宝藏,很多文物及其设置具有标准器的价值,除了大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文物而外,还有一些巴蜀、荆楚以及海外的文物,当然也不乏南越国特有的文物如四连体铜熏炉和单体铜熏炉、“乐府工造”铜句鑃等。总体而言,南越王墓的珍藏,反映了南越国的开发历史,体现了南越国开放、融合和独创的文化特征。
 
  作者简介:李郁,陕西三秦出版社编审,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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